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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同志的博客

开垦一块自留地,种些自己爱吃的萝卜、白菜

 
 
 

日志

 
 
关于我

我的一生虽很平凡,但欣慰的是不太平淡:高考唯一物理不及格,竟当了8年物理教师,明明属北京市分配就业,却去了北大荒,成了兵团知青连队唯一的大学生,一心想把自己的毕生交给中国共产党,终了,急转弯却加入了民主党派,压根不想谋官,却偏偏掉下个一官半职,年少时读书、工作久别父母,退休后却孝敬老人返回京城,电脑盲不以为然,未曾想,在花甲之年竟迷上了博客。现在的我,上网、健身、舞蹈、摄影、种菜、家务,忙得不亦乐乎,手机、相机、电脑成了我最好的玩具,每天用它记录我的晚年生活、享受美好夕阳,乐在其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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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月.那些人.那些事  

2016-12-14 13:07:25|  分类: 我的大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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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友发来微信:小毛,李慧祥在工大写作圈发表了对WG的回忆,大量地写到了你,我转给你。

“输出革命”与夺权”
      形势一下子明朗了,造反派们急着到全国去输出革命,而失败的一派也没了精神,在学校也做为被批判对象,再也没了耀武扬威,借此机会正好到全国去游山玩水。对于串联,我和我的同伴们一直有自己的看法,总觉得就是想借机会游山玩水,而我们在革命最艰苦,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绝不做这样的事。现在不同了,北京的形势已经明朗,而外地的造反派们还没有“翻身得解放”,我们此时似乎负有神圣使命,就是北京的红卫兵们要把中央的精神带到全国各地去,要支持帮助当地的造反派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那时,我们已经思想膨胀,不可一世,我们自认为,我们是救世主,要解救全国的受压迫的造反派。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和小毛、许丽温、曲永誉、李瑞山,还有其他系,其他班的七人在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的十月十六日那一天坐上了西去的火车,开始了我们的串联。我们扛着油印机,带着成捆的宣传材料,表明我们干革命的决心。
     由于当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外地红卫兵没有离京的,我们没有受旅途之苦。和我们同行的有芭蕾舞学校跳红色娘子军的一群女孩子。一路上倒是欢声笑语。第一站到了西安,更顺利的是我们住进了第一天开始接待红卫兵的一个街道接待站,又干净又热情。在西安,我们见识了在北京都没有见过的场景,在一个大礼堂中,舞台上大学生们在有着小提琴、大提琴,大小号,各种打击乐器的强大乐队的伴奏下,跳着文革时的舞蹈,“要革命你就站过来,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之极。国家之栋梁,青年之精英,在当时疯狂的政治中,如此肤浅,庸俗,头脑简单,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
又是那样的自然和顺理成章。
      在西安我们只停留了四天,就坐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向我们情有独钟,心中的文革重灾区四川进发了。这次可没有那么幸运了,火车在咸阳一停就是五六个小时,车厢里拥挤不堪,行李架上、坐位下面、厕所里全是人,腿都站肿了。火车每停一处,车窗全部打开,人都是从窗子上下,在一个车站上,李瑞山、刘树贤在火车已经徐徐开动后,还扒着车窗往车里爬。那时候年轻,谁也不会在乎危险不危险,多少冒险行为都成了我们以后回忆时的趣事。
       大串联是我这个北京生北京长的北京娃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领略南方的风土人情。十月的成都不冷不热,气候宜人,没有炎热的太阳,没有北京那种干燥的风,湿润、柔和,非常舒服。藤椅上坐着的穿长袍,包头巾的老爷爷,抽着长长的大烟袋的老奶奶,拉着长长的架子车,几乎要趴在地上拼命向前拉车的妇女,满街到处可见的坐满悠闲茶客的茶馆,都给我们感觉,怎么看怎么像解放前。我们想,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在茶馆里喝茶。这些喝茶的都是些什么人?为此小毛信誓旦旦地表态一定要到茶馆中调查这一我们闻所未闻的社会现象。而且她也真的去了。至于结果如何早已忘记,我们这些书呆子下车伊始就开始哇啦哇啦的品头论足了。我们的少见多怪、井底之蛙之态跃然纸上。
     我们是干革命来了,不能游山玩水,我们和成大的学生们敲着饭盆到省委去静坐请愿,我们怀里揣着宣传材料到人群中去散发。  一天晚上,我和小毛到人民广场去撒传单,撒完后,已经夜里12点多了,我们俩早已谁也找不到谁了,成都阴天多,我们来的二十多天就没有一天出过太阳。晚上自然也没有月亮。成大在郊区,下了公交车还有几十分钟的路,我硬着头皮往回走。为了壮胆买了一根甘蔗扛着,路上没有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没有办法只有往前走,突然非常新鲜非常脆的甘蔗断了,一截掉到了地上,啪地一声响吓得我一身冷汗,我连走带跑,总算安全到达了成大。现在想起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又是那麽一个动乱的时候,深更半夜,独自走夜路,有多危险,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幸好文化大革命初期政治的强大的威慑力压倒了邪恶,那时候什么流氓、小偷仿佛都钻到地下去了,反而倒比较安全。二十多天,我们就是到高校去看大字报,散发宣传材料,和成大的学生们一起游行、请愿。那时,四川成都文化大革命还没发展到武斗,我们很安全也没有多少革命的事要干。我们坚守我们的原则,没有到任何一个景点去玩过,真是一点私心都没有。那时多少人利用大串联走遍全国大江南北,免费旅游,既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又不参加派性,做一个优哉游哉、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逍遥派。而我们这些自己认为自己最革命、最听毛主席的话,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部署,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班同学不管是哪一派都是很铁杆,没有逍遥派。此时中央有精神停止串联,我们自然要紧跟,离家二十多天也都想家了,11月13日在瑟瑟秋风中回到了北京。
      12月份北京林学院出现了李洪山等人被抓,说是成立了5.16反革命组织。那时天气很冷,学校和社会上都冷冷清清的,大字报不多,贴出去,很快就被风吹掉了,大串联的学生们很多都没有回来,没有什么事可做,我们班七八个同学想到林学院看看5.16反革命组织是怎麽回事,我们不知从哪儿找了一辆三轮车,我们九个轮流蹬三轮,其他同学坐在车上或在车下面跑,向北京林学院进发。工大在北京东南角,林学院在北京西北角,四五十里远,而我们乐此不疲,说说笑笑,热热闹闹,连推带拉、连跑带颠,三四个小时就到了林学院,学校里冷冷清清自然也没找到什么人。下午往回走,我在西直门回家了,晚上躺在炕上,母亲拿着我的棉裤,竟在里面发现了无数的虱子,怪不得我每天浑身痒痒的,我身上竟有了我从来没见过的被称为“革命虫”的虱子,这就是大串联的又一成果。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又怎么知道虱子长这样,我想现在的孩子们
想要认识这种在城市里已经绝种的小动物已是没有办法了。
      到处都在夺权,我们首都红卫兵,毛主席的镝系红卫兵当然要站在最前面,北京市最高权力机构市政府立即被夺权,我们工大东方红派我们燎原战斗队进驻北京市委的宣传阵地—北京日报。记得夺权后,第一期北京日报出版时,各高校进驻报社的红卫兵,派性十足,观点严重分歧。第一张新生的北京日报非常难产,出报的当天夜里,我和很多人都站在印报的大型轮转机旁,看着报纸在刷刷地流出,只见几个人跳上转轮机,双手把印出的报纸撕得粉碎,而另一些人也跳上机器和那几个人打起来,双方在推打中,撞倒了铅字架,一排排铅字架被撞倒,铅字呼拉拉掉了满地。年龄大的报社工人看我个子小,把我拉到身后,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至今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造反派的夺权终于取得胜利,夺权后,新生的充满派性的第一张北京日报出版了。记得我和小毛到王府井大街去卖报,正值严冬,在一月份的寒风中我和小毛高喊“卖报卖报,新生的北京日报。”从这一天起,北京日报就成了派性的报纸,我们这些派性十足的红卫兵用我们锐利的眼睛,一眼即可看出应支持哪一派。因为那时候真的只要听双方的观点,几句话即可判断出来。报纸鲜明的支持一派,只要文章见报,第二天被批判的一派群众就会到报社来闹。报社每天人来人往,吵吵闹闹,就象我们看电影列宁在十月里,攻克冬宫的情景一样,真是一派革命的气象。
    有一次一个架着双拐,披着一件军大衣的四十多岁的男人走到我面前,距离太近,也就一尺远,狠狠地对我说了一句“我又来了”,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有一次小毛他们坐着汽车带着成捆的报纸到牛街去卖报,当天的报纸刊登了牛街两派组织的文章,结果被报纸批判的一派群众把所有的报纸从车上抢下来,全部撕毁。
     我和小毛曾经持记者证到北京灯泡厂去采访,后来发表了一大版灯泡厂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另一次我俩到冷冻机械厂去调查,两派工人当场辩论,自然我们不用听多久就能知道哪是我们应该支持的一派。但是我们终究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口若悬河,无理搅三分的辨才,尤其我更是有理也说不到点子上。在那种紧张的气氛下,逻辑混乱,非常容易被对方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正当我俩发愁该如何表态时,幸好也是在报社的一个清华大学高年级的同学来了,这下可没有我们俩的事了。这个同学慷慨激昂、口若悬河….一席话说得下面坐着的对立派的人哑口无言,本来可能发生的我们无法控制的场面没有发生,真是大松了一口气。
      有一次我和北航的一个同学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去采访,这里知识分子成群,可不买帐。我们的采访肯定离不了派性,学部的人把我们俩人包围了,那个男同学眼镜也被挤掉了,被推来推去,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这次不但没有采访到任何东西,反而挨了打。试想做为首都的北京市委的机关报,让一帮派性十足的红卫兵把持,成了派性的宣传工具,是不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滑天下之大稽。文化大革命中从上到下全部疯狂。
       三月份中央要求抓革命促春耕,我和我校几个人到北京市政府去开会,那时北京市政府哪还有什么人,只有当时唯一原北京市政府的马力一个领导还在,其他还有蒯大富、聂元梓等人那天都在,分配了哪个学校负责哪个县,我们工大负责密云和延庆县。我和四系的闫雷生还有一个二系的老师先到密云县,县里都找不到人,却在县公安局碰到了我校的一个同学,他表情严肃,给我们讲形势非常严峻,斗争非常复杂,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这个同学就象贼窝反革命巢穴中的卧底一样,现在想起简直十分可笑。我们什么抓革命促春耕的事情也没做,就离开了密云县。到延庆后,也找不到县里的人,都靠边站了,跟谁研究抓革命,促春耕,我们这些连小麦韭菜也分不清的学生又懂得春耕该干什麽?只记得我们三个人从县城出发,到“白河堡”。这是个延庆县与河北省西北的交界线上的一个小村子,从县城到白河堡要走三个多小时的盘山路。没有汽车只能步行。到了村子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令我们大吃一惊。工大一系的一支宣传队被困在了这个小山村里,农民们把宣传队一个姓刘的队长说成是刘少奇的儿子不放他们走,已经被困几天了。当他们见到我们时就象遇到了救星一样,每个人都哭了。幸亏我们来了,否则还不知下场如何呢?晚上我一个女孩子就睡在一间生产队办公室里,连门都没办法锁,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生产队当然不敢惹我们几个代表北京市政府的“官员”,放了我校一系的这个宣传队,这次白河堡之行还真办了件好事,至于什么“抓革命促春耕”早被我们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实在太累了,晚上回到北京日报,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睡梦中被吵醒,报社里,工大的办公室里热闹极了,小毛和其他一些人在五系老师何文辰带领下写了很多大标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康生是谭力天的后台”,“打倒康生”满地都是。而后他们风风火火坐上汽车就到长安街去贴了。标语贴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回来后没有贴完的就胡乱地塞到了地铺下,这可惹了大祸了。当天半夜就得到了上面的消息,康生不能反,反对康生就是反革命,什么都来不及做,一批人虎视眈眈,凶神恶煞般到处查抄,不费吹灰之力,地铺下的“反标”被搜出,正抓了个现形。五系的老师何文辰被勒令站在桌子上,被下面的人质问得理屈词穷,无言答对。平日里的摇头晃脑,自鸣得意的高傲,荡然无存,真是知识分子的书生意气威风扫地。我和小毛还在和来人争吵,但是没有用,事实摆在面前,现在,我都无法想象,铁证如山的事实摆在眼前,我俩还和人家争论什么。倒是我们的无赖确实给何文辰老师解了围。后来那些人被我们的无赖搞得没了办法,干脆说别理她们俩个小孩。那时候我们确实很小,穿上黄军装带着红袖标,两条小辨子,系着黄皮带,一副中学生胡搅蛮缠的样子,也就是康生还不是更大的人物,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总之,我们在北京日报的所作所为,中央看着,报纸在这些红卫兵手中,也办不成什么样子,下令驻北京日报的红卫兵全部都撤出了。而曲永誉、侯桃林他们进驻人民日报的被留下来,又继续了好几个月。那时正是全国各省成立革委会的时候,象“青海高原的凯歌”等庆祝各省成立革委会的社论,他们都参与写作了。回想那时候中央,北京市和各省党报这一最重要的宣传阵地,竟然被一批派性十足的红卫兵把持,这真是那个疯狂的年代中的一件疯狂的产物。至此我的两个多月的记者生涯就此结束,而这难忘的两个多月也使我的人生增加了一个内容,我曾经做过北京市党报的记者 。

王俊英之死
此时各省的权力斗争十分激烈,很多省都是两派的人到北京,当着中央文革的面辩论。最后中央文革拍板由谁筹备成立革委会。北工大和四川的文革很有缘,最关注四川的形势。一天东方红的头头们派我去接四川的造反派头头来学校,我坐汽车去接他们,原来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妻俩人。他们62年前一个是宜宾地委的书记,一个是宜宾市委的书记。62年被李井泉关进了监狱,这次他们来京,代表四川的造反派,等待中央文革接见。那时,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在一个接待站,睡地铺。下车时刘结挺应邀,在我的语录本上签了名,张西挺还不断地和我说话,叫我女娃娃。后来四月底经过在中央文革处辩论,中央文革支持了他们,让他们回四川组建革委会筹委会。那时他们在四川还是少数派,他们要从北京带上一大批红卫兵做他们的支持者,回去稳定四川的局面。工大跟着去了很多人,我班的王俊英、唐林五月初都去了四川,小毛的毛泽东思念宣传队也去了四川,想不起来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去,如果我去了真不知还有没有今天。
临走时,在我们宿舍,中午大家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但是没有人睡觉,都在说上四川的事。有的同学说现在四川武斗挺厉害的,你们可千万小心。有的说你们要“生做毛主席的红小兵”。王俊英还接着说:“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说完大家哄堂大笑。说者无心,听者无意,都当是玩笑话。谁也没往心里去。身在北京,根本想不到真的武斗会打死人,更想不到就会轮到自己头上,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残酷,灾难被言中,真的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五月份四川武斗不断升级,王俊英,唐林,王俭在四川宜宾----刘结挺、张西挺的根据地,真的赶上了大规模的武斗。当武斗的群众手举着带钉子的狼牙棒冲过来时,王俊英,唐林这些北京去的红卫兵只是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本,夹在两派之间,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而此时大棒已经朝他们头上挥去,据说,上午九点多王俊英被打倒后,直到下午五点去世,中间就没醒过。她的脑袋打裂了,脑浆都流出来了。就这样她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四川,和她同时被打死的还有六系的男生张玄杰。而唐林当棒子向他挥来的时候她迅速地用双手抱住了头,她的手被打伤,但生命却保住了。噩耗传到了工大,我们都傻了,谁能想到前几天大家还在一起谈笑,几天后这人就没有了,永远消失了。我长了二十多岁,从没有经过和自己这样亲密接触的人说没有就没有了。那时候小毛和宣传队在成都,当时通信那么不发达,我居然从北京,就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和小毛接通了电话,我们在电话两边,我们都哭了。还用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相互鼓励。那时候我们好象就象革命战争中的战友一样,打仗时为什么个个不怕死,杀红了眼,就是因为自己的战友今天还在,明天就死在了敌人的手下。而现在我们一个宿舍朝夕共处的同学也死了,我们也什么都不怕。如果那时候还组织我们去四川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去为同学报仇,哪怕是赴死。其实就在前几天,一系的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正在准备为我们买车票到四川,而且我也和家里人说了,哥哥说,如果要去每天要和家里联系。此时,这个同学遇到我时,十分沮丧地说:“幸亏没给你们弄到车票,真的死在那儿,我怎么和你们的家长交待呀!”。我想那时真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四川武斗厉害谁都知道,但就是认为自己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帮助四川人民群众解放去了。文化大革命利用了青年学生的革命冲动,不惜牺牲青年学生的生命,达到他们的目的,而王俊英成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错误的牺牲品。学校完全乱了,这是我校文革中,第一次因武斗死的两个学生。王俊英死去的照片带回了学校,头上全部包着白布,脸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那几天我不敢一个人在办公室,在宿舍里待,一闭眼就出现照片上血肉模糊的惨状。学校到处是白色的景象,宿舍里放着小花圈,全校开大会,我代表王俊英班上的同学讲话,泣不成声,我带全场同学唱起悲壮的国际歌,整个学校都笼罩在悲痛的气氛中。
几天后唐林、王俭、小毛等去四川的同学,带着王俊英、张玄杰的骨杰回来了。那时学校里也有不少四川来的对立派的人,很多同学把他们视为敌人。我亲眼看到,我班一个平日性格十分平合的男生,跳起来狠打四川来的对立派的人。文化大革命派性第一,我们这一派视王俊英、张玄杰为烈士,而对立派坚决反对。我们如此悲痛,而由于派性,对立派的同学却毫无同情心。当时北京市吴德市长被我们请到学校并接见家属,竟受到对立派围攻,吴德被挤得满头大汗,在人群中无法前
行,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咄咄怪事。
王俊英是父母亲的独生女,我们真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安慰老人家,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这一派同学经常从北工大骑车到门头沟看望两位老人家。我们的“燎原战斗队”也改名为“王俊英之队”,她的骨灰在我们宿舍的小阁楼上放了一年多。而以后的日子里,由于派性也经常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两派冲突。第二年的五月十五日,(王俊英去世一周年的日子)我们在班上晨会时,对王俊英表示哀悼,(我记得是小毛带领大家为王俊英默哀),和对立派发生冲突,对立派的同学拒绝为王俊英哀悼,结果我们这一派同学发表声明,不再复课,离开教室,闹得不亦乐乎。现在想来,对立派的同学也会为王俊英的死难过的,但因为派性,他们绝不会表达出来的。
工宣队进校后,张玄杰因为出身不好,他的骨灰竟被对立派从楼上窗户扔出,撒了满地。王俊英因为出身好,而我们力量又大,没有让她遭受到这样的恶运。对立派不承认烈士,工宣队,军宣队也不承认,到底称什么?可怜的王俊英,我们班仅有的两名党员之一、唯一的独生女,二十来岁的青年死于非命,在当时的背景下,王俊英以及我们,包括对立派,不是都是听毛主席的话吗?不是为了中国不变修正主义吗?我们不怕苦不怕死,没有一点私心我们不是为自己,我们心中有的是革命,为此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回过头来看,是烈士吗?不是,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
我们去看望老人家,其实他们又能得到多少宽慰,就当时而言,看到同学们一个个活蹦乱跳的,而自己的女儿连尸体都见不到,永远地离开了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无论怎样安慰我想也无际于事的。也许更会勾起老人的悲伤。何况毕业后同学们都分配到了大江南北,几年都回不了北京一次,以后各自成家,事业,家庭自顾不暇,基本没有人再去看过老人家。只听说吴艳回北京时去看过,至今早已不知两位老人家的消息,不知是否还健在。
自1967年至今四十三年过去了,王俊英永远活有我心中。我经常会想到她,而我脑海中的她依然是当年二十二岁、朝气蓬勃的形象。每当我生活中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每当我有时感到我命不如人的时候,我会想,我和班上的同学们,70年分配到天南海北,穷乡僻壤,我们受过苦也遭过罪,生活上一道道坎,有时候几乎无法前行,但是再苦再难,我们仍然好好地活在这个世上,仍然享受着人生的快乐,而王俊英,她还刚刚含苞待放的时候,就枯萎了,她还没有经过人生的几大快乐,没有恋爱、没有结婚、更没有了我们现在已有的家庭,子女,孙辈,她和我们比起来她是最不幸的。和她比起来我们的小挫折、小困难都算什么呢?想到这些,想的我心痛不已。和她比起来,什么工资比别人低,什么工作单位不好,什么回不回北京…,一切问题都不成问题了,和这比和那比,怎么比都比王俊英要幸福不知千百倍。王俊英二十二岁的青春年华被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武斗葬送,而象她一样的在文革中惨死的又何止千万。现在当我们给孩子们偶然说起文革时,孩子们无法理解,而且她们根本就一点不愿意听,或者干脆说你们那时候都是疯子。对此我能理解,所以也很少给他们说那时的事情,但愿今
后孩子们世世代代也不要再有什么这种摧残人性的“文化大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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